在实践中有时会遇到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后，既不执行也不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况。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五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二十日内组织听证。虽然请示是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的，但该问题在全国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期满不起诉又不自行拆除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费用由违法者承担。[6]王振民：《应提倡官告民》，载2002年9月8日《法制日报》。2011年10月19日，最高法院颁发了《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该《意见》第13条明确规定：行政非诉案件、行政诉讼案件的执行，由立案机构登记后转行政审判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与此相反的观点不仅认为非诉行政执行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而且还要进一步发展为行政诉讼的一种新的类型，即执行诉讼。《若干解释》第93条明确规定了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的审查机构及其期限。

同样的问题在于，该法中使用的仍然是可以，实践中经常出现城乡规划部门在作出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等行政决定之后，当事人不停止建设或者逾期不拆除时，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采取查封施工现场、强制拆除等措施，但也有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因为如果非诉行政执行均采用严格的听证程序，则与普通行政诉讼程序不免会殊途同归。当现代法律人在面对废除奴隶制的第十三修正案和承诺平等保护和正当程序的第十四修正案时，他们从来不去思考这些伟大的文本是如何写入宪法的。

无论是建国联邦党人，还是重建共和党人或新政民主党人，都未表现出对既定宪法修改模式所应有的尊重。他们只会想要通过赤裸暴力的统治。新政在这种叙述中更没有地位。公民不服从的现象就是如此。

重建时代的伟大斗争现在早已从我们祖辈的记忆中褪去。通过违反法律，我们将发现高级法。

虽然联邦党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未能遵循既定的规则和原则，但是他们并未抛开对其变革权力的强有力的制度约束。但是，他们的修宪活动并未因此贴合第二种常见的框架。它还会赋予新的洞见以解决宪法史的解释困境。大萧条的痛苦促成了一次对宪法身份的根本再造。

本书的很多内容就是在描述这些制约的性质。第一种观念认为，美国民主的独特性就在于"游戏规则"非凡的持续能力。他们以身犯险，是为了唤醒他们的公民同胞去直面真实的正义，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去建设一种新法律秩序。因此我们主张，我们在选举和制度上的连续胜利为我们提供了一项来自人民的授命，足以授权新宪法。

而如果革命者失败了，他们的活动随即归于无效。对于美国人而言，违反法律并不必然意味着无法无天。

费城会议并不是召开在一种洛克所说的自然状态中，它发生在一种复杂的法律环境内，包括了通过《邦联条款》而介入"永恒联盟"的13个邦的宪法。美国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宪法，因为我们总是保持着对既定之民主立法原则的忠诚，远远超出那些反复无常的异族。

在共产党于10月夺权前，此前的临时政府已经安排了制宪会议的选举，由该会议去制定一部新宪法。第二个时期是在大萧条期间和以后民主党对能动中央政府的正当化。在这两次变革前都曾有过超过一代人时间的政治骚动，从而为一个决定性变革的年代铺平了道路。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第二种挑战的例子。在他们的故事里，1930年代的宪法斗争只不过是因为联邦最高法院一小撮保守派法官所犯下的智识错误。但即便如此，历史还是揭示出成功宪法斗争所表现出的共同主题。

在这里首先思考一个入门问题：如果政治的参与者并不尊重已确立的法律规范，为什么他们终究还是感受到法律的约束？ 我的回答区分了对既定规范的挑战和对整个宪法传统的挑战。这里也正是改革者可加以利用的美国传统的一个关键面向。

在各种各样我们所熟悉的立法机构内，我们在一系列艰巨的选举都中中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我们的对手。如同最初的建国，这两次全面变革也并非在一夜间完成。

改革者基于他们的吸纳性国家主义，在面对着坚持严守既定宪法修正程序的保守派对手，就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回应。强制我们去遵循旧程序，只会使得少数人不加分辨地操控唯法制主义，以此去压制人民活生生的声音。

美国宪法之所以具有非凡的连续性，原因即在于美国人在他们民族的最危急时期，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商谈了这些非常规的改造。到了1870年，此类问题已经不再有公允争议的空间。我们的任务是要去理解这些更深层的结构--它们在过去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将会如何塑造未来。不服从者违反了法律，但是他们否认自己是非法之徒。

根据主流的讲述，在旧法院和新政之间的史诗性战役从一开始就不应发生。而那些曾亲历罗斯福岁月的美国人，现在也越来越快地离开这世界。

这种宪法变革的观念强调制宪权（constituent power）行为的恣意性。当面对着联邦党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傲慢地以人民之名主张高级立法时，帕特里克·亨利、安德鲁·约翰逊和伯顿·惠勒这些人都曾发出这种警告。

但是，如果没有大多数美国人民在动员起来后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支持，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次接一次的选举中胜出。历史资料表明，无论重建共和党人还是新政民主党人都拒绝沿袭由制宪先辈设定的宪法修正道路。

1860年，宪政主义者还在无休止地辩论着州的脱离以及准州领地上的奴隶制。但是通常说来，这种警示的号角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仅仅是它们的可能性就足以让改革者不越雷池一步。虽然新兴的宪法运动并不尊重既存的修宪规范，但它也无意于摧毁既存制度的整个结构。如果宪法结构因此分崩离析，那么敌对间的派系只能放弃以一种共同语言来进行相互沟通的全部努力。

这一悖论思想植根于基督教学说内，但现代美国人为了更世俗的目的而对该思想加以创造性转化，这包括了那些将在本书内记录下来的不平常的事件。而贯穿始终的主旨就是国家主义（nationalism）：联邦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抱怨，此前的修宪体制将太多的权力赋予各州，如要表达出这个国家的宪法意志，则必需非常规的制度举动。

而"我们人民"所确立的，也不再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联邦体制，使得白人可以在一种市场经济内去追逐他们的私人利益。我们的故事将会挑战有关宪法变革的两种常见观念。

在这两次转型后，美国政府已经不再是那个由建国者所设计或经验的体制。根据此解读，即便是内战和重建后的宪法变革也不是美国的第二次革命。